第5章  乡镇控制系统（5.1） 

乡镇政府处于政府体系的底部，或者说末端。这种位势决定了乡镇政府行为的双重方向。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乡镇首先要应对来自上级政府的管理控制，换言之是为上级工作；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乡镇还要代表政府与乡村社会进行直接互动。村庄组织和村民对于政府的诉求反应，直接作用于乡镇政府。可以说，乡镇政府天然地成为底层乡村与政府体系的结合部，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交接处。因此，当政府体系与基层社会发生某些不适应或者摩擦的时候，乡镇政府成为首当其冲的焦点部位。考察发现，乡镇控制系统的文本规则非常丰富，甚至可以说是繁琐，但是，从实际控制过程来看，这些所谓的规则制度又非常无力，有的只是“说说而已”，有的虽然在努力执行，实际上也无法达到设定目标。这说明，政府内部的控制规则并没有真正演化为实实在在运转机制。本章将通过乡镇政府日常活动的描述，集中考察乡镇政府怎样被上级政府控制，以及乡镇政府怎样控制村庄。以此为基础，反思这个控制系统的问题所在。

5.1应酬上级

听基层领导人谈工作体会，很多人大发感慨：“会议多，文件多，汇报多，接待多，检查多，长年累月穷于应付，经常感到忙得没有头绪”。本研究把乡镇领导人谈到这些活动统称为“应酬”。尽管乡镇工作有大量卓有成效的创造性业绩，但是，诸如此类的“应酬”确实构成乡镇政府生活方式的重要侧面。透视这个侧面有利于加深对于基层政府的理解。

5.1.1会议

参加县里召集的各类会议是乡镇领导人工作的重要形式。会议是接受任务和汇报工作的基本渠道。根据访谈估算，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县（市）召开的会议，整体来说一年在60次左右，每周一或两次。其中最少的每年30次，基本上每月两次；最多一年80次，每月六七次。绝大部分会议都是半天。从会议安排的规律来看，首先是与工作周期有关，如年初部署安排和年末总结汇报；其次是与临时部署的专项工作任务有关。

一个乡党委书记说，“我经常到县里开会，开会次数太多了，大会、小会、长会、短会，一个月至少四五次，有时候星期天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有时候今天刚开完这个会，明天又开那个会。会议名目繁多，有政法会、组织会、基建会，有工业的、农业的、水利的、通水泥路的、迎接检查的、布置工作的，什么会议都有。”[1]有时候县委不同的领导同时开会，但是都要求一把手参加。有的乡镇书记说：“报纸电视上总说要精简会议，我们好像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效果”。

在参加上级召开的种种会议之外，本乡镇也召集村干部会议。与县里不同的是，各乡镇自己召集会议明显减少。主要原因是现在召集村干部开会有一定难度，相当部分村干部，特别是非主要干部对参加会议很消极。整体来看，这些乡镇召集的村主要干部会议每年在20次以内，不少只有十来次。取代会议部署工作的办法通常是让包村干部转达和下发文件等。

根据我们对浙江一个镇的会议记录统计，2003年全年该镇共召集村干部会议14次，其中有村书记参加的12次，村主任参加10次，另外为村其他干部参加。从会议内容来看都比较实在，其中3次关于阶段性工作总结，2次关于计划生育，2次关于社会治安，2次关于征地拆迁和招商，1次村主任培训，1次关于村办企业改制，1次关于中心小学建设，1次关于农村“低保”，1次年末慰问性质的座谈会。[2]这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郊镇，会议还是比较精简的。

考核和激励机制决定了上级对乡镇书记、乡镇长等领导人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们不得不经常到县里开会，接受任务部署。所以，会议是应酬上级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是，因为村干部并不是真正的政府工作人员，乡镇对其的约束和激励十分有限，村干部到乡镇开会的频率就低得多了。

5.1.2文件

乡镇要接受大量上级文件。大致而言，一个乡镇一年中接受的文件总量在300至500种之间。这些文件主要来自县（市）领导部门，也有少量的来自地区（市）或者省级领导部门。如河北的一个镇，2003年接受的上级文件是470种，其中来自县级的有451种，来自市级的有12种，来自省级的7种。来自县级的文件半数以上是部署工作任务的。[3]

在通过文件接受任务的同时，乡镇也大量向村庄和其他辖区单位下发文件。大致来说，每个乡镇一年中下发的文件在100种左右。根据我们在浙江一个镇的调查，该镇2003年一年下发的文件（“意见”、“通知”等）是180个。[4]这些文件根据内容可以分为3大类。

第一类是宏观指导性文件，主要是对年度工作提出总体要求，确定目标和任务，有90个。如《关于促进本镇工业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其中具体规定了各村工业经济发展赶超奖考核办法；如《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政策意见》，其中规定了新建成毛竹大棚连片20亩以上者每亩补300元；还有如该镇《二OO三年宣传工作要点》、《二OO三年组织工作意见》、《二00三年计划生育工作意见》、《二OO三民政工作意见》、《二000三年文化体育工作意见》等。这一类中还有一些临时性重要事项的指导文件，如《关于在全镇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党建月”和“双争双评”活动的意见》、《关于建立村级财务会计服务中心实行会计代理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强化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和推进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规范限额以下小型建设项目发包工作的意见》等等。

第二类是任务性文件，主要是直接对村级布置任务、提出工作目标要求的文件。这类文件有71个。如《关于认真做好2003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的通知》，具体规定了各村征订报刊的数量和完成的期限；如《关于成立镇政府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明确要求各村成立由支部书记任组长、其他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及专职信访干部的领导小组；《镇政府机关干部扶贫帮困结对实施意见》，具体安排了机关干部的“结对帮扶”的农户和任务指标；《关于成立镇政府全民健身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求各村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并上报镇政府文化体育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农村妇女及大中专学生土地承包权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等等。

第三类是干部管理性文件，主要是对村级领导基本条件、能力培训、考核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进行规定的文件，有19个。如该镇《关于认真做好村级组织[i]换届选举工作的施意见》、《关于2003年村干部岗位责任制及其报酬政策的通知》、《关于村干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办法》、《关于规范村干部有关费用发放标准的通知》（规定了村干部通讯费补助、交通补助和其他补助的发放标准）等。

5.1.3汇报

这里的汇报是指书面形式的汇报总结材料。在这些乡镇中，通过党政办公室系统向上报送的汇报材料一年在70种至100种之间，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系统的汇报材料。通常每一项检查都要求有书面汇报材料，包括财政增收、农民增收、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民主建设、综合治理、纪检、招商引资、普法、扶贫、三个代表学习活动等等。几乎凡是有检查有考核的工作，都需要有专门的书面汇报。为了应对这个工作，每一个乡镇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写材料，有的不止一个人。

乡镇文字汇报的工作量很大，但是难度并不大。根据秘书们的写作经验，编写这样的汇报有三个基本套路：第一是依据当初的工作计划写，甚至直接把计划里的将来进行时改造为已经完成时态，数字指标则根据乡镇主要领导的指示办。第二是依据上级发来的文件写，通常上级文件会对于这项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包括一些主要的口号提法和工作方法，诸如“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去抓”“成立专门机构具体抓”“责任到人”“经费到位”之类。把这些上级文件强调的要求做法，直接结合进本乡镇的基本情况就可以形成书面汇报。第三是灵活运用“典型经验”，通常每个乡镇都会有某些典型事例，写汇报材料的关键是要善于“以一当十”来运用开发。比如本乡某村有农户养牛的典型经验，这样的事例在总结“调整产业结构”的经验时可以用，总结“科教兴乡”可以用，总结“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也可以用，总结“三个代表学习教育结硕果”也可以用，总结“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还可以用。至于这些牛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可以根据情况做出解释。总的来说，文字汇报工作虽然繁杂，但是只要秘书人员掌握了要领和套路，又有一定的文字基本功，就不难应付。通常人们看到，上级党委政府每有重大举措，基层就有若干经验材料报上来，其实可圈可点的事情并不多，关键是写作者善于发挥。

在所有的书面汇报材料中，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量最大，书面报告多，填报表格也多。他们的书面汇报是自成系统的，通常不在乡镇政府党委的书面汇报工作量之内。我们在一个乡镇调查，分管计划生育的副镇长说说，无法用上报材料的分数和字数来算工作量，只是说：“仅仅是第四季度，计生办印汇报材料就用了整整一令纸”，一令纸是1000张，折合16开是16000页。这种计算显然不准确，但是间接说明了文字汇报的工作量之大。

书面汇报材料是下情上达的途径之一，而且很大部分成为县市对乡镇考核的依据所在。所以，乡镇上报的汇报材料存在着形式化、编造虚假数字和故事案例的特征。

5.1.4接待

接待上级来人是乡镇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县市有关部门人员经常下乡镇，但频率各有不同。从工作内容来看，首先集中在林业、水利、税务、交通、农业、计生这些部门，其次是司法、土地、民政、宣传、组织、纪检部门等部门，再次是科技、审计局、财政局、人事、教育、计划、环保等部门。从时间分布来看，突出规律是年末的检查考核下乡镇多。计划生育部门下乡镇的时间最为有规律，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有例行检查，其他部门则取决于具体情况。许多乡镇领导人谈到，若干县（市）部门的人员下乡镇，往往是在临近中午，目标是奔着吃饭，所谓工作，几分钟就可以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基本上，每个乡镇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来人需要招待，通常他们按桌来算，多数乡镇领导人的概括是，全年下来，平均每天一桌到两桌客人。有的乡镇书记谈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接待应酬并不难，难的是需要时间和金钱。从乡镇主要领导人接待时间来看，乡镇之间差别较大，最少的说20天，最多的说300天。总体来看，这些主要领导人每年大约100至150天里有接待活动。从费用来说，一般在账目上反映不出全部接待花费。有的乡镇书记说：“在决算报表上，我镇的招待费用是五万元，其实去年真正花费是十六万，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是一百二十万元”。[5]比较一下几个坦率承认招待费数字的情况，在经济程度中等或者下等的乡镇，基本上招待费要占用财政收入的5%到10%。越是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招待费用比例越高。在有些情况下，有些重要人员来，接待规格需要升级，比如要到城里高档些的场所安排招待活动，甚至酒席过后需要适当唱歌、桑那、打牌等。

接受访谈的乡镇领导介绍，整个八十年代检查考核少，上级来人很少，更重要的是，下来的人不需特殊招待，甚至县委书记下到乡镇也都在食堂就餐，如果加个菜也往往由乡镇书记自己付钱，其他上级人员下来自然更不例外。九十年代初期情况开始变化，检查评比烦琐复杂起来，上边来人明显增多，现在盛行的严密细致的达标考核办法，不少就是这个时间开始出笼的。检查考核的人来了，或多或少有些令乡镇生畏的权力，主要是涉及工作考核，如计划生育、学校达标、报刊征订、党员学习等许多事情都有分数考核，都影响乡镇领导人的政绩，于是都要热情接待。上级来人中有的是能够审批项目、划拨资金的部门人员，更要认真对待。穷乡镇在招待上也不能太过小气，因为本来就日子不好，上边的人如果都不来，或者来了都不愉快，就很难争取到上级的资金项目等资源，这个乡镇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这些乡镇领导人还介绍，现在县市主要领导人下乡镇明显减少了，他们更多是在县里接待上边来人，或者要向上边跑和向外边跑。同样，乡镇主要领导下村庄也少了，更多的是在乡镇搞接待，或者向上边跑和向外边跑。

乡镇政府的接待对象一般是上级人员，主要集中在工作检查或者年终考核。检查和考核关系到乡镇领导的政绩和政治前途，随着上级来人的增多，加大了乡镇的接待量，也助长了基层的吃喝风。但是，高昂的吃喝招待费用对政府来说是违规的，所以，很多乡镇通过在账目上做手脚，减少招待费用。这样既可以接待好上级来人，也不至于落下腐败之名。

5.1.5检查

检查名目繁多，通常上边有什么部门就会有什么检查，或者上边安排了什么重要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凡是由县市部门负责人带队的检查，乡镇主要领导人就要出面接待。大致而言，平均一个乡镇全年接待的检查活动在20起至40起之间。乡镇各个站所独立安排接待的检查不在此列。

部分工作检查止于“文头”。这类工作基本上是从接受上级文件开始，在发出本级文件后即告结束，所谓“用文件落实文件”。特别是一些政治学习类、精神文明类、廉政建设类的任务，往往是这样的工作套路。在县级有比较多“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情况，在乡镇这种情况明显减少。现在乡镇尽量不开会。有的乡镇领导人说，现在连过去必定要召开的乡镇统计会议也不开了。以往，每年都会把村的文书会计召集到乡镇里来，讨论和汇总填报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现在基本上是先有乡镇统计员看着办，然后主要领导审核就行了。

部分工作检查止于“墙头”。主要表现在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工作中，如支部工作制度、村委会工作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党员学习制度之类，统统检查是否“制度上墙”。计划生育中的工作指标检查，“口号上墙”也非常重要，比如明确规定每个村必须有两块永久性标语，内容是宣传男孩女孩都一样（如“女儿也是传后人”之类），否则就要扣几分等等。因此，这样的检查，基本上是“看墙头”。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在大检查的日子里，从小汽车里下来的干部门直扑这些墙头。也有部分检查需要看文件柜和记录本，诸如“党员学习日”的记录、“民主活动日”的记录之类，这类工作的应付办法是请人现编现写，或者直接把上年的记录本换成当年的封皮。

还有部分工作检查则需要紧急动员来应对。最典型的是计划生育的“突然袭击式检查”。这种检查确实查出来一些问题，被上层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检查方法。通常，这种检查是由省里直接组织，行动诡秘犹如特工。当检查车辆出发时，连车上的人员也不知道目的地，而是在上车后打开第一个信封，得知去某县，然后直奔某县；进某县境内后打开第二个信封，得知去某乡；进某乡境内，再打开第三个信封，得知去某村；进村后，检查人员展开拉网式检查，进所有农户查对儿童出生情况。这样的检查，通常在一县一乡只进行两三个村子，而这个检查结果就代表对于本县本乡整体工作水平，并据此考核和处理。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检查可谓神秘莫测，应该所向披靡。但是，一些乡镇领导人告诉我们：“其实也可以对付，只是需要费些心计和人力。第一，不论检查安排得多么神秘，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什么时间进入本市，因为我们在省里就有内线，我们甚至知道他们的车号；第二，一旦进入本市，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市里和各县的相关部门都在监视他们，甚至连他们在什么饭店吃饭，吃的什么饭，第二天几点出发都可以掌握；第三，在他们的行车沿路，县里乡里都安排了监视人员，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他们到了那里，在那里下车；第四，只要摸清了他们的行踪，我们很容易判断出他们大概那几天可能进入本乡，这样，我们就会提前告诉那些在抽样范围内的村（通常只检查1000人以上的村），让那些有超生孩子的家庭提前躲出去。因此，在这样的检查中基本上都可以平安过关”。当然，也有时候需要其他措施补救。一位乡镇书记谈到他们那里其他乡镇的事情，被查出来一个超生的孩子，最后乡里用5000元把检查组人员“摆平”。

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情况，向下边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应付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有关部门就为乡镇提供这样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检查者永远处于孤立，犹如一叶扁舟驶入汪洋大海。被检查者利益一致，团结一心，共同对“上”，犹如布下天罗地网，将检查活动消解于无形。谈及这种上级检查的“孤舟效应”，有乡镇干部称为“魔高一尺，道高一长”。连计划生育这样的检查都可以化解，其他如普九、扫盲等检查就更不在话下了。

上级对乡镇的检查的突出特点有两方面：其一，形式化程度高。文件传达和标语上墙是检查的重要内容，也是决定检查结果的因素。其二，动员性强。面对上级部门的检查，下面几个层级的政府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左右检查结果，使得严肃的检查成为走过场。总的来看，虽然县市对乡镇政府的控制方式很多，乡镇仍然能够一一应酬。不论是会议、自上而下的文件又或者是自下而上的汇报，还是接待和应对检查，乡镇政府的目标只有一个，应付上级部署的工作任务，取得较高的政绩。所以，与其说是上级通过各种方式达到对乡镇的控制，不如说是乡镇使出浑身解数应付上级。